已经过了69个生日的我，一生中干过不少工作，但最值得回忆与骄傲的还是当公社书记的那5年和退休后干老促会常务理事的这9年。
那是1998年——我将要从市政协秘书长退休的档儿，已经被确定为老促会会长人选的政协主席刘宝善对我说：“退休后去老促会吧，咱们接着干。”出于礼貌，我没有推辞。于是，退休后我被选为老促会常务理事，开始了人生第二春的生活。
“真是一个拼命三郎！”别人这样说我。可我认为：“成千上万的老区人为了创建新中国把命都搭上了，我多出一点力是应该的。”记得有这么一次：那是2002年9月，市老促会(已撤地建市）决定在盐湖区召开“老区建设工作现场会”，会长让我和杨望久同志负责编辑制作电视汇报脚本。那次，我真的拼着老命干了三个三天三夜：第一个三天三夜，写成了《老区无处不飞歌》的脚本；第二个三天三夜，制成了汇报光盘。区委领导审查后提出三条意见，只得重新制作，这又用了三天三夜。大会播出时，我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。会后，又将脚本改成通讯：《情撒老区慰英魂》，被《中国老区建设》、《山西老区开发报》等报刊采用。自此，我把宣传老区当作已任，连续用调查报告、新闻通讯、散文杂记，史海钩沉等形式，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中国老区建设》、《山西日报》、《先锋队》、《山西老区开发》、《山西老年》、《运城日报》等报刊和网站上发表宣传老区的文章600多篇（次）。
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。为了帮助老区农民脱贫致富，我积极参加调研活动，并将重要经验、问题、呼声和建议撰文报告区委、区政府。2002年，我主笔起草了《关于大力发展花椒和香菇生产的建议》。2003年3月，又深入三县（市）、八个乡（镇）和粟海集团调研养羊、养肉鸡情况，建议把养殖业作为老区战略性结构调整一大亮点来抓。2004年5月，又 4次到上段村调研，写了《向富裕型小康迈进之路》。2006年10月，又调查总结了牛庄把 劳务经济作为支柱产业、使其占到该村总收入的60.6%的成功经验……几年来，我先后主笔写了调查报告20份，其中2份被区委区政府转发，4份被编入市老促会从书，13份被报刊采用，还有1份荣获中国县市发展研究会三等奖。这些调查报告，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区经济的发展。
敢为老区鼓与呼。2003年春，我在牛庄调研期间，听到退耕农民对不准栽植花椒树有意见，便写了《要允许退耕农民在“退耕还林条例”框架内有发言权和选择权》的调查报告，寄给国家林业局。国家林业局决定：“让农民在地边、埝边以拾破谷的办法补栽一些花椒树”、 “允许农民在树带之间搞窄带林药、林草间作”。《中国老区建设》也于当年第8期发表，使老区农民通过树下经济得到了不少实惠，每户年均增收1000——5000元不等；2004年麦收前，我和会长等深入一个“小康达标村”进行调研，发现在全村人均纯收入2354元的平均数下竟然有20%是贫困户和特困户。就撰写了《要十分关注小康达标村平均数掩盖下的贫困户》，建议采取三大措施，确保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不让一户农民成为失群的孤雁。稿子发出后不到十天，就被《人民日报》刊登在五版头条上； 2006年4月，又赴牛庄调查研究农民医疗卫生状况，发现百户农民中，竟有45％有病不就医，30％应该住院不住院,原因是看病太贵太难。回来后，我便将调查所得、呼吁与建议写成调查报告，呈送区委区政府和市老促会，不久就被《人民代表报》、《山西老区开发》、《黄河晨报》、《中国老区建设网》采用，区委区政府也于2007年实行了新农合制度，初步解决了农民看病难与看病贵的问题。
以整理老区史料为己任。9年来，我始终把收集编撰老区史料当成重要任务之一，先后编撰了不少老区史料。如纪念建国55周年时，收集、整理了《王鸿钧:运城地区建党第一人》、《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“孙悟空” 》等；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，收集、整理了《三打运城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》和《一场惊心动魄的货币斗争》等；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，收集整理了《一次正义的审判》、《抗日县长赵宜轩》、《赵殿举与安北县大队》、《插向闫锡山心脏的一把利刃——追记打入二战区总部的地下党员樊耕农烈士》、《忍辱负重半世纪——记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优秀党员安民同志》等，共15篇，其中12篇刊登在《中国老区建设》、《山西老区开发》、《中国老年报》、《山西老年》、《先锋队》、《文史月刊》等报刊上，这对老区是一种激励，对青少年是一种责任，对英烈则是一块块丰碑。
今年1月，我因故辞职，但职辞心不辞，心仍与老区人民连在一起：年初，我同往年一样，掏自己腰包为牛庄、沟西、路家庄各订了一份《黄河晨报》；抽空仍到老区采访，先后在《中国老区建设》、《山西日报》、《文史月刊》上刊登新闻通讯6篇，文史资料3份。
祖国从老区走来，老区精神又孕育了我。我将一无继往地为老区人民服务，又用老区精神做好新岗位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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