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月17日上午，我正忙活着一篇短文，电话铃声突然打断了的思路。
我只好拿起话筒，话机那头传来了“刘宝善会长因脑梗塞于昨夜11时去世”的消息。
    噩耗传来，我惊傻了，半晌都没醒过神来。
      初识刘宝善，是在政协时。那是1990年9月，在运城市（现盐湖区，下同）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，他被选为主席，我被选为秘书长。
谁知，我俩搭班，一干就是两届、八年；后又同时退休、同时到“老促会”工作，他是会长，我是常务理事，又是九年。期间，有过矛盾，也有过争执，有时几乎是“不可调和”的，但相处愈久，心就愈通，对他的人品也就愈加敬重！
      他，干一行，爱一行。他当过教员，干过临猗县审判办主任，任过运城市委纪检书记、政协主席。不管干啥，他都一丝不苟，多次被评为省、地、市先进个人。退休以后，他壮心不泯，带着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脑血栓等七种疾病，全身心地投入老区建设事业，特别是发现原稷麓县抗日县政府所在地——上王乡牛庄一顷坡自然村解放50多年了，还点的是煤油灯，走的是羊肠道、吃水得靠扁担从山下挑时，他就四处奔号，呼唤全社会支持老区村。终于在区委区政府和个职能部门支持下，一次性投资60万元，结束了牛庄“吃水难、行路难、用电难、上学难”的历史。之后，又帮助该村及时调整产业结构，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和劳务经济富村战略，仅数年时间，就使这个老区特困村从年人均纯收入600多元递增至了4300元，被群众誉为“老区的孺子牛”。
     他，特别“扣门”，有人说他“花公家钱就象抽他的筋”。还在政协时，一度公款旅游风行，不少同志建议我：“给主席说说，让咱们也出去逛逛。”我也有点心动，就找他商量，可他就是不答应。经我再三磨蹭，他才接受了我想出来的“良策”：“每人两千元，分批行动。”谁知，就在成行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却突然打电话给我：“我看，还是不要去了吧！我们不能违反党的纪律啊。”经过那次“搅量”，我确实服了他了。到了老促会后，他越发扣得紧了。他亲自管财，就连司机加油他也要和人家计算公里。后来，工作用车被政府收回，下乡调研只好打的。他怕多花机关钱，就便宜用外甥的车。事先讲好“毫多少油加多少油”，可真到加油的时候，他却和人家搅劲，竞把人家的底油也算成了自家的，弄得外甥和秘书长都啼笑皆非。不过，知舅者，莫过外甥也！外甥忙说：“算了算了，就是白用，我也给。”
   他，奉公廉洁，做事爱讲原则。一次，政协去某乡视察，行前他让我打电话，说午饭就安排在乡里，吃家常饭就行。
    我按照他的意见通知了乡里，但某乡却按照惯例准备了席面。
   他火了：“志英！为什么不给人家说？”
    我急忙把他拉到一边，说：“说了，说了！可人家准备下了，你就不要再说什么了，省得挖了人家脸，不好看。”可他，却非要人家把席面撤去不可。
    我急了，忙说那位乡书记：“不是让你准备家常便饭吗？”
   “是啊。没有特殊呀？！”
   “七碟八碗，还不算特殊？”
    “不特殊啊！市里来人，那一个不是这样？何况今天来的是政协领导！”
     刘宝善却说：“不管其他人怎样，我们吃四菜一汤！”
    到老促会后，他做得更绝。我们经常下乡，却很少在老区吃饭，他说：“不能给老区加重一点负担。”每次都是回到中途，找个小饭店，吃碗面条了事。
    他，我太熟悉了。一次下乡回归途中，说起了往事，我小心翼翼地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凡事都那样认真？”他望了望我，稍顿，才坦然地道出了心底话：“我不象某些人说得那样糟，也不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好，我只是想好好地做人。一个‘人’字，虽然只有一撇一捺，但要真正把它写端正却不那么容易。我这一生就是想要写好这个‘人’字。”
   “噢——”，一路上，我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，总是仰望车棚，细细品味，直到小车回到机关嘎然而止，我才如梦初醒。

【发表评论】【加入收藏】【告诉好友】【打印此文】【关闭窗口】